深读|疫情下,梅耶·马斯克、杨澜、邓亚萍共话女性如何乘风破浪

  原标题:深读|疫情下,梅耶·马斯克、杨澜、邓亚萍共话女性如何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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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们乘风破浪,让人们重新认识了30+女性的魅力。而《三十而已》热播则放大了这一光环背后的危机和困惑。

  全球经济变局下,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正在无形中推动着女性力量的觉醒。显然,这是一个“她力量”勃发的时代。女性不再是历史叙事的“失语者”和“幕后人”,但面前仍有年龄、家庭、职场的约束与牵绊。

  8月12日,由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在线举行。在“她力量”女性领导力论坛上,知名超模、演说家、特斯拉总裁埃隆·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知名媒体人、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奥运冠军、乒乓球女子单打大满贯得主邓亚萍,共话女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成长和蜕变。

  三位可谓“学霸”女性代表。其间,杨澜坦言,自己曾在高光时刻决定放下一切去读书,为的就是不吃青春饭,让事业能够随着年龄增值并非贬值。而在前世界冠军这一头衔下,24岁的邓亚萍焦虑之余卸下荣誉重新出发——好好学习。

  同样,梅耶·马斯克也走出“狂人”路线,作为三个孩子的单亲母亲,攻读两个营养学的硕士和博士。而埃隆·马斯克则成了自己永远的骄傲。

深读|疫情下,梅耶·马斯克、杨澜、邓亚萍共话女性如何乘风破浪

  谈“三十而已”

  30岁无需焦虑只需前行,“小车不倒尽管骑”

  新京报:最近《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十而已》热播,也引发30岁以上女性在职场、生活中困惑、焦虑方面的热议。你们是否害怕这一年龄以及有过焦虑?

  梅耶·马斯克:我从不害怕变老。30岁时我还没离婚,所以我还处在担惊受怕、极不愉快的婚姻状态之中。直到31岁时,我才带着三个孩子从婚姻中逃脱出来,并从头开始。所以,直到31岁我的生活才开始好起来。

  杨澜:完全没有焦虑。其实大学毕业就已经22岁、23岁了,30岁仅仅是职业生涯的一个开始而已。30岁的时候我也做了母亲,一方面要工作,一方面要带孩子,的确有时候感到精力有点不太够用。其实就是勇敢地往前走。我很欣赏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小车不倒尽管骑。

  在30岁的时候,我创立了中国电视上第一个高端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一直做到现在。我那时候就是想做一个高端节目,把国际化视角带给我的观众。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感。

  邓亚萍:其实我是非常焦虑的。24岁之前是我非常辉煌的人生,我拿到了所有我能拿到的冠军,四个奥运金牌,18个世界冠军,连续排名世界第一,连续八年时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超过这个纪录。我比较焦虑的是,24岁以后到30岁,我退役了以后一切从零开始,别人介绍时永远是这位曾经是什么,前世界冠军、前奥运冠军,那时候是我的人生的高光时刻。我非常焦虑,我还会有那样的高光时刻吗?

  但是,毕竟我还年轻,24岁,怎么办?我怎么样能够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所以那个时候只能是重新低下头、弯下腰好好去学习。

  30岁之前是我人生的第一阶段,我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当我的人生来到第二阶段,我非常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还能够侃侃而谈的女性。

  我用了11年时间,从运动员身份转型,24岁开始读书,一直到2008年结束,11年的时间,从清华本科一直读到剑桥的博士。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十年磨一剑,所以我觉得不要着急,我们都还很年轻,路还很长,我们可以用十年的时间,慢慢打磨这把剑,让自己这把剑更加锋利,任何女孩子都有机会成功。

  新京报:随着时代发展,30岁对于女性来说可能已并不是一个特别特殊的节点,甚至是人生刚选定赛道、开始奔跑的阶段。但不可否认,一些女性正在经历着30岁焦虑,包括催婚催生以及回归家庭,对此你怎么看?

  梅耶·马斯克:为什么30岁要感到焦虑? 30岁你才刚刚起步,我72岁了,人生刚刚开始。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必要焦虑,只需前行。如果有任何人让你感到焦虑,那么你需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消失,请跟他们说再见。

  杨澜:我想借用梅耶·马斯克《人生由我》里的一句话,即一个女人要有所计划、有所规划,我非常喜欢她这个书名,因为没有人计划着要去失败,但是人们总是失于去计划,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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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于女性来说,还是要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规划,这个规划并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按部就班,但是女性同胞们要有一个方向。我觉得人生的道路可能有很多条,有中间也有很多意外,但是如果认准一个方向的话,就会离目标越来越近,所以要有一个目标。

  我在30岁以前也是在做主持人,做得比较顺利的时候决定放下一切去读书,拿到国际事务的硕士学位。我不想吃青春饭,我的事业是随着年龄增值,而不是不断贬值,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信念。我并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访谈节目,也不知道要创业,但就是这样基本的信念,我希望我的人生有价值,而且这个价值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贬损。

  很多女性朋友也可以给自己的人生做一点规划,这种规划不是说非常封闭性,急功近利的,要去达到某一个小目标。而是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我们可以去计划。

  邓亚萍:我认为,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在任何一个阶段里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这可能是基于我是运动员的习惯,因为运动员目标性非常强。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你有了计划以后,你的执行力怎样,这非常考验你最终是不是能够成功地达到你计划的目标。

  我认为,关键在于,第一,计划。第二,执行力。第三,成功所带来的自信,有了自信以后你就会认为你的方法论是行得通的。

  

  新京报:

  有网友表示,三位就是非常优秀的独立女性代表,你们眼中的独立女性是怎样的?

  梅耶·马斯克:我认为,未必非要做个独立女性,如果你已经很快乐,而且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那就做自己就好。但是,如果你不开心,那么你必须找到能让你快乐的事情来做。

  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大家饮食健康,因为我是营养师的缘故,但现在看来,我得好好推广一下如何优雅地变老,如何在每个年龄段保持快乐心态。如果你觉得不开心,那就作出改变,你的目标就是给自己的生活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杨澜:100多年前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写过一篇文章《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称一个女性要独立,靠写作养活自己的话,必须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因为在这里不会受到打扰,而且在这个房间里她可以不慌张,不需要发出光芒,除了做自己,不需要做任何其他人的去生活。我觉得她说的这个房间,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房间,也是一个精神的自我的空间,今天的女性可以选择自己是需要全职回家照顾家人,还是说需要在职场上打拼,或者两者兼顾,这是她们自由的选择。

  但是她们无一例外的都需要有自己的精神空间,就是有独立的人格、有独立的价值观,而且能够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本来的样子。我所想象的独立实际上是这种精神上的独立。

  谈持续深造学习

  女性应终身学习,学习并非只是完成学位和学历教育

  新京报:根据你们的经验,在学术或学历上的不断追求会让女性独立并带来更多收益吗?

  

  邓亚萍:就我自己来讲,我确实觉得当运动员的时候,读书读得太少了,没有办法去跟很多大学生竞争。我想象如果我去做一个教练,3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我仿佛看穿了我的人生,当时觉得这个好像挺吓人的。我认为我应该去学点别的,看有没有更多的人生可能性。所以当时选择了去读书。

  读书过程当中,并不是说上来就从本科一直读到剑桥。上清华时我从ABC开始,老师让我写26个字母都没有写全,就这样开始了。我觉得能在清华毕业已经很棒了,后来是没办法,因为申奥要逼着去讲英文,然后还要去国际奥委会工作、开会,也得讲英文。

  我在剑桥曾经有一段学习英文的经历,当时就看到剑桥的毕业典礼,所有的学生们非常骄傲和自豪,他们家人盛装出席。我那时候推着自行车,特别特别羡慕,我当时想我要是能在剑桥毕业多好,但马上自我否定了,这辈子没戏了,下辈子吧。结果最后读着读着发现有戏了,我就要试一试,我这辈子能做的,我为何等下辈子。当然读起来没那么容易,也做好了扒几层皮的准备。最终五年的时间,非常非常辛苦,终于拿下来了。

  读书学习是一个终身伴随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随时随地都得学,就像现在,时代发展太快,不学习自然就会被淘汰。

  梅耶·马斯克:当我离婚的时候,经历了一个比较糟糕的阶段,后来我选择去上大学,拿到了营养学的文凭,后来在医院工作时,因为非常喜欢研究工作,也获得了理学硕士学位,此后继续攻读了博士学位。直到现在,我的孩子们还会说,真不敢相信,我们曾住在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里,孩子们住在卧室,而我睡在客厅的厨房里。我们会在医院自助餐厅吃饭,他们还记得汉堡都是潮乎乎的。所以,正像我说的,当你选择继续深造,确实会牺牲很多,但这只是在经济上。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命运会将你带往哪里。在八个城市辗转并非我的计划,我也不想向任何人做这样的推荐。如果你可以在一个城市而且开开心心,这样也很好,但是有些情况让我不得不搬家。当你在一个新的城市或国家开始新的事业时,总是很难。你要知道,第一年真的很难,你必须完全削减开支,必须牺牲所有去餐馆或看电影的特权,否则你就得辛苦工作。

  杨澜:我觉得去学习不完全是要去完成一个学历教育或者学位教育才叫学习,其实学习应该成为我们一种终身的生活方式和一种习惯。工作是学习,跟人交往也是学习,主动去看书,跟专业人士请教,都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一种方式,不拘泥于它的形式。

  没有什么比一个爱学习的母亲能够给孩子树立更好的榜样,比你千言万语、苦口婆心说教要管用得多。

  我特别佩服的是,梅耶·马斯克作为一个三个孩子的单亲母亲,读了两个营养学的硕士和博士。她自己喜欢科学,年轻的时候做模特,后来去学习营养科学。这种学习精神,对她的几个孩子,特别是对埃隆·马斯克成为一个科学达人,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谈子女教育

  

  杨澜建议诚实面对不完美,邓亚萍用体育精神教子

  新京报:三位都是非常成功的母亲代表,其中,梅耶·马斯克之子埃隆·马斯克有着“硅谷钢铁侠”之称,在中国和美国都是创新、创业的代表,那么,三位的教育理念是怎样的?

  梅耶·马斯克:我自己的父母从没说过,你做这个了吗?你还好吗?要我带你去那儿吗?他们让我们完全独立,我们也必须自己完成家庭作业,他们从不检查我们的功课。

  所以,在我的孩子们长大时,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教育方式,因为我也不喜欢检查家庭作业。如果我的孩子不做家庭作业,老师就会生气,所以,孩子必须对自己负责。

  埃隆·马斯克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自己特有的想象力。如果我有什么想做、或需要做的事,他总是会给我一个聪明的回答。从他三岁起,就开始有着成年人的智慧。所以,我觉得他生来就是这样。但是有些天才不知如何造福于人,不知道如何付诸实践。但埃隆·马斯克付诸实践了,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

  他是一个靠自己创业的电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工作非常努力。说到(邓亚萍)花这么多时间练习乒乓球,埃隆·马斯克的工作时间也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长。

  现在SpaceX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花了埃隆很长的时间而且一路上有很多失败。他总是说我们离全面运作又近了一步。我们都为埃隆感到骄傲,因为他的成就非同寻常。

  美国从3月起一直在封锁期,只要飞机一通航,我们就会来中国。我一定会来参观特斯拉上海工厂,这对我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事。

  杨澜:我对家庭教育有两个建议。一个是一定要让孩子的爸爸参与进来,一方面是给孩子一种陪伴,同时也能给父亲很多陪伴孩子的乐趣。第二个建议,作为职业女性,千万不要以所谓的完美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因为一些工作不能推迟,我有时也会错过他们的家长会和生日派对。我会跟孩子坦诚地说出自己的困难。

  前几天我问19岁的女儿,有这么一个忙碌的职场妈妈会不会觉得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欠缺或者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我女儿说,小的时候可能看到别人妈妈一直都是出现在每一个生日派对上,会有一点点羡慕。但后来想,其实我有这样一个独立的职业的妈妈,感到非常的骄傲,因为她为我设立了一个女性可以这样的去追求自己梦想的榜样。所以,我想和很多挣扎在事业和家庭,特别是在时间平衡点上的妈妈们说,你不需要面面俱到,坦率地承认自己做不到,争取家人或者是同事的理解和支持,用诚实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就好。

  邓亚萍:我怎么培养孩子是源于我父亲培养我的一种理念。我10岁的时候,到河南省队集训后,教练让我父亲把我领回来。我父亲告诉,教练认为我个儿太矮,没有任何发展前途,但是我有点不服,为什么队里的小伙伴们都赢不了我,我却走了。我父亲问我,你是想继续打球,还是走上一个正常的人生轨迹,就是读书。

  后来我跟我爸说,我想打球,我想试一试,就是这一点点不服,成就了我。

  我的教育理念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都会很坦诚地和孩子交流,征求他的意见,我不会强压他,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我觉得这是他的人生,应该自己做决策,不管这个决策对错,那是他要去承担的人生。

  他喜欢打电竞,他告诉我,自己能在北京的业余选手中打进前八名。我觉得他有这个热情和天赋,可以去尝试。但是像篮球、足球这样,从遗传角度可以判断,他可能不会取得很好成绩的项目,我就会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服他,最终我在家里安置了乒乓球桌,来教他打乒乓球。体育给予我一种精神,我们先要学会输,才能去赢得人生,我也将这个精神去教育我的孩子。

  

  谈高考被顶替及教育公平

  

  最重要的社会公平就是教育公平,“女汉子都是强加给女性的”

  新京报:前段时间,一些顶替他人高考成绩上大学的事件引发全国热议,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教育都存在很多不均衡和不平等的地方,该如何提升教育公平,特别是有关女童的教育公平?

  杨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对我最重要的一个教育,就是男孩和女孩都一样,要通过教育来争取自己的人生的机会。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社会公平就是教育公平。无论是城里、乡村的孩子,男孩还是女孩,都应该是公平的。但是在很多地方,还是会把优先的教育机会给男孩,这种观念必须要改变。

  还有一些潜意识中的障碍,比如说很多人认为女孩子不应该学数理化,就像说女司机一定没有方向感一样,这其实都是偏见,女性也要去打破这样的偏见。打开眼界,打开思维,打开无形的藩篱,让女性知道,她只要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优势和特长,都可以勇敢的追求。

  邓亚萍:据我了解到的数据,特别是到研究生这个阶段,女生比男生要多。事实上,在中国女孩受教育的程度,或者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比男孩要高,因为现在的家长都比较开明。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女孩子一定要强,这也培养了很多所谓“女汉子”出来。

  但不管女汉子也好,女强人也好,都是强加给女性的,为什么女的就叫女强人?说明社会对女性有约定俗成的印象,觉得女孩就应该在家里待着,才是贤妻良母。其实不是的,女性可以给社会贡献很多价值。

  比如这次疫情,到武汉去支援的医护人员,60%以上都是女性,女性能顶半边天。中国女性应该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谈职场女性“平衡”

  

  保护女性权益并非带薪产假拉得越长越好 建议强制男性休产假

  新京报:如何看待当下不少女性面临的家庭和事业两难选择?你如何兼顾或者平衡两者?

  梅耶·马斯克:我三年时间生了三个孩子,基本上也没办法工作,我当时想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睡上一觉,然后喂他们吃饭、换尿布。所以我当时若想野心勃勃的成为一个营养师,那是不可能的。当他们开始长大一点,可以去幼儿园了,才开始有一点空闲时间,慢慢地开始发展事业,我没人帮忙照顾孩子,所以选择在家工作。当然,这是做营养师的好处,病人可以来我家进行交流。在我28岁的时候,三个孩子都上学了,我又重新开始模特职业生涯。

  所以,母亲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其实很难离开他们回去工作,但是有些女性必须得这么做,那么她们就必须让家人或请人来帮忙照料孩子。有一个快乐的母亲,比有个因为不能工作而生气、难过的母亲重要的多,孩子们会理解的,例如我的孩子对于我这么努力工作没有意见。我想大家需要做的就是作出对自己和孩子最好的选择。

  杨澜:首先我觉得女性不需要在家庭和事业当中被迫地选择。我常常会问,你是用左腿走路还是右腿走路?答案肯定是两条腿一起走路。事业和家庭是我们自我价值实现和家庭责任平衡的问题,我们在人生当中可以努力做到兼而顾之。

  同样,我觉得也一定要让孩子的爸爸参与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中来,这样夫妻才能一起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就算一个母亲今天没有顾好,只要努力去做了,孩子会看到母亲的用心。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你的公司会看到你的努力和付出。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在一个人的肩膀上去硬扛,我们应该去积极的争取家人和同事的理解、支持和分担。

  邓亚萍:一方面,我很感恩能成为一个中国女性,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是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可能)乐意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让我们能够放下手,能够好好地去工作。

  作为一个妈妈,我们责无旁贷地要去抚养孩子,不能完全把这个责任推给老人,而且我相信大家有很多共识,我们的教育理念和老人的教育理念还不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考验着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时间更好地利用起来。我也相信一个好的女性,有这样的平衡能力,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智商的问题,更重要是的情商。我们都应该扮演好不同的角色,我也相信我们中国的女性有这种能力。

  新京报:全球顶尖公司,女性工作者正在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但在各公司核心管理者圈层,女性领导者的数量其实小于男性,很多女性领导者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到达职业的某个位置会发现很难再上升。在三位亲身经历或接触中,职场女性是否常常面临这样的“性别之困”?

  邓亚萍:我想讨论的是说,现在的女性,尤其在中国,我看到我身边很多女孩子,她们第一是恐婚,第二是恐育。

  为什么她们怕结婚也怕生孩子?我认为社会竞争加强的同时没有给她们创造更安全的保障。她们觉得结婚后,可能马上面临要生孩子的问题,一旦结婚生子了,就会影响职业生涯。在现在整个社会、制度的安排中,对于女性来讲,确实是有所不周到的地方。

  新京报:从激励机制、公司架构甚至社会角度来看,怎么才能给女性营造更好的上升空间?

  邓亚萍:我希望呼吁相关机构,能够考虑到女性的特性并给予她们保障。女性的特性意味着会为人类繁衍做出贡献,而我们怎样能够给她们一定的保障,让她们能够大胆结婚,放心生孩子,同时还能够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这个要好好去研究,我觉得现在中国的低生育现象非常严重。

  杨澜:我也觉得在政策层面确实值得有更深入的考量。过去我们觉得要保护女性的权益,就把女性的带薪产假拉得越长越好,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一个女性带薪产假从三个月延至四个月甚至半年的时候,用工单位就不选择女性了,所以门槛随之提高。

  政策的出台,一定要考虑多重社会效应和不同反映。有一些学者建议得很好,当女性在职场当中进入到生育阶段,国家应该给企业减轻一些负担,比如减免税收,让企业更愿意去雇佣女性。同时,也要义务或者说是强迫男性也要休父亲的产假,这样企业就不会在招聘女性员工时有太多顾虑。

  第二个层面,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前几年有一本书叫做《向前一步》,说女孩子不要那么害羞,永远躲在会议室最后一排,而是应该向前一步,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给公司带来价值。向前一步是一种态度问题。同时还有方法的问题,建议女性也可以更加主动的,有理有节的去要求自己获得相应的升职或者加薪的权利和机会。

  梅耶·马斯克:女性应该支持女性,我认为这些顶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应该有一半是女性。我想或许她们不是因为性别原因而得不到晋升,也可能是一个不如你优秀的男性,因为她们的胆怯、畏缩而得到了晋升。希望女性同胞们,下一次能够告诉公司获得升职的人应该是你。

  如果女性能互相扶持,不再畏缩,展示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大胆说出自己的目标,从而在职场上一路发展下去,直到成为首席执行官,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多元化企业。

  同样,我想说,男人们需要腾出更多时间照顾子女,这样才能让妻子发展自己的事业。如果女性得到发展,中国将更为强大。

  谈疫情冲击

  女性受疫情冲击更大,走出舒适圈同时要更加审慎

  新京报:疫情期间,世界正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女性作为职场人、母亲等角色,应该在职业规划和家庭资产配置上做好哪些规划?

  杨澜:全球都受到了疫情冲击。但在其中,女性、低收入阶层人群受到的冲击更大一些。很多女性从事服务性工作,当餐厅、商场关门时,她们就失去了经济收入,同时她们还要维持家庭的运转。所以整个社会应该给这些劳动者们一些基础保障,这其中很多是女性,这是我想呼吁的。

  第二个,在这样的危机当中,我们也发现数字经济转型被加速了,很多女性在直播带货、社群营销方面又找到了新的发展机会。我想借用梅耶女士的一句话,“你应该有冒险精神,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同时还是要更加审慎”。要去研究这个市场,不要盲从,因为任何行业的成功都不是那么简单。

  我还想对女性的朋友说,在这个时候其实要多学习、多思考,去扩展自己的人脉,这样能够给你方向感。另外,在做投资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有审慎的原则,不要把家里的“老本”都放进去。还要尽可能的保有现金,在未来这一两年全球经济都不太会很好的状况下,一定要保持自己最基本的生存能力。

  邓亚萍:疫情确实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疫情让我们生活慢下来了,让我们有很多时间去思考人生,思考到底为什么而活。

  我现在从事的是体育产业方面的工作,疫情对体育产业的冲击非常大。奥运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推迟举办。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直在训练却没有比赛的情况。大家都困惑,要练多久,才能去比赛,而且也不知道训练以后,还能不能比赛。

  我非常赞同刚才杨澜说的,先让自己活下来,保存好自己的实力,以后如果有机会了,想清楚了,就去冲锋。如果没有好的机会,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充电,重新梳理自己的思路,考察一下市场。我觉得疫情恰恰给你一个机会,把大家都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这个时候好好去思考,我们应该从哪再出发。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程子姣 白金蕾 实习生 崔馨艺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李世辉